1934年3月1日，长春郊外的杏花村，注定因一个历史事件而蒙羞。
东北的三月还很冷，但挡不住称帝的脚步。这天一大早，28岁的溥仪穿好了他想了二十二年的那件龙袍，在“总长”郑孝胥等一帮人的陪同下，冲着杏花村里一个临时堆起来的土堆，行九鼎之礼。其实，溥仪更想像以前一样称郑孝胥为丞相，称其他人为爱卿。
但，不能够。按日本天皇体制，溥仪只能称郑孝胥为“总长”。
郑孝胥
不过，这件龙袍真的很了不起。它曾伴着光绪帝，在朝堂上唇枪舌战，极力主张在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；它也曾伴着光绪帝，同康有为梁启超秉烛夜谈，谋求革新。
但这一次，它要见证大清帝国最后的屈辱，见证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屈辱。
其实，它也见证不了。因为很快，它就得被人从溥仪身上硬生生扒下来——关东军要求，溥仪必须着“大元帅正装”举行“登基大典”，一切遵照日本天皇的体制。理由很简单：从此，溥仪是“大满洲帝国皇帝”，而“大清帝国皇帝”早已经逊位了。
溥仪心里不爽，但很乐意。他幻想着，也许不久的将来，祖宗的基业，大清帝国的江山，又可以在自己的努力下，重振雄风。
而更乐意的，是关东军，是侵略中华的日本人。
皇姑屯：邪恶的背后，是累累血债
为了这个“满洲国”，日本可谓蓄谋良久。从日俄战争后的条约，到吞并朝鲜后的移民，再到对张作霖的扶持，日本试图步步为营，吞掉整个中国。
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炮制者田中义一，曾认为要实现满蒙独立，张作霖该是最好的棋子。
于是，1919年，日军制造“宽城子事件”，助张作霖成为“东北王”。1925年，又助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的武装反奉。
但是，张作霖最终未如日本人所愿。
张作霖
在一次日本人的酒会中，大家喝得醉醺醺。一位日本名流想出张作霖的丑，先是对张大帅进行了一番吹捧，搞得张大帅找不着北，然后请张大帅赏字，那口气，容不得推辞。
大帅出身绿林，根本识不得几个字，更不用说写字了。但，张大帅就是张大帅，怎么能在日本人面前露怯？文房四宝一伺候，写了个斗大的“虎”字，题了款，笔扔地上，把字扔给了日本人。
但拿到字的日本名流，却得意地嘎嘎大笑。随从赶紧告诉张大帅，您那“墨”字少了个“土”，题款成“张作霖手黑”了。没想到日本人笑声未落，张作霖大眼珠子一瞪，说“妈那个巴子的！我还不知道‘墨’字怎样写？对付你们日本人，手不黑行吗？这叫‘寸土不让！’”
这就是张作霖。当田中义一向他索要铁路、开矿、租地、移民等一大篮子权利时，张作霖嘴一撇，老子不干！
于是，1928年6月4日清晨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，在一家房顶上，用一架望远镜遥望了三洞桥的爆炸，见证了张作霖死于非命，尽管张作霖已经三次改变行程。
当时，按下夺命按钮的，叫东宫铁男；下达命令的，叫林久治郎；幕后策划的，叫河本大作。
接下来的事，大家都知道，便是“九•一八”，便是东北易帜。
张氏一脉，终究成不了傀儡。
杏花村：木偶的人生，是无尽耻辱
此后，日本人便把目光转向了溥仪。
应该说，关东军选中溥仪，其实是个必然事件。以菊池武夫、川岛浪速为首的一派，一直希望寻找具有满蒙血统的人建立“满洲国”，这样更加地“名正言顺”。
聚集了满清遗老、图谋匡复清室的“宗社党”，与他们一拍即合。提供资金支持，提供人员辅佐，“宗社党”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甜头，看到了复辟的希望。
这其中，熙洽情绪最为高涨。因为他的老祖宗是努尔哈赤的弟弟穆尔哈赤，也就是说，大清帝国有一个边角算是他的，他得努力。
“九•一八”后，熙洽留学时的老师多门二郎率军占领长春。此时，熙洽任吉林军参谋长，一直与多门二郎暗中联系。趁长官张作相奔母丧时，熙洽宣布吉林独立，打开大门迎接他的老师。
熙洽献吉林投降，关东军如获至宝。他们盘算着，要借熙洽的身份，劝溥仪做满洲皇帝。
被赶出皇宫的溥仪逃往日本公馆，日本报纸大肆渲染同情之感；1931年11月8日，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，终于用一只木箱子把溥仪偷运到东北。
1934年3月1日，任了整整两年“满洲国执政”的溥仪，穿上了那件他想念已久的龙袍。但随即，龙袍被责令脱下，溥仪被要求换上关东军指定的“大元帅正装”完成“登基”。
溥仪的登基，让杏花村蒙羞，也让他的人生蒙羞。
初到东北，溥仪踌躇满志，曾立下三桩誓愿：
“第一，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，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，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；第二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，兢兢业业，发誓恢复祖业，百折不挠，不达目的誓不甘休；第三，求上天降一皇子，以承继大清基业。”
但很快，溥仪明白了自己真正的地位与作用：
“然而，我的‘宵衣旰食’没有维持多久，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，接着我便发现，‘执政’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，并不在我手里。”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这样记录。
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，这才是日本人的用心。
“复辟大清”、“在‘友邦’支持下，先据有东北，再图关内”……这些熙洽写给溥仪邀请复位的信函中所描绘的美好愿景，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在溥仪的“大满洲帝国”，“国家大事”全由日本人担任的“次长”说了算，基本没总长及溥仪什么事儿。
溥仪要做的，是在一系列拟好的文件上签字，让物产、税收等成为关东军的军备补给，便于他们以东北为基地，凌辱中华。
一曲《松花江上》，道尽那时的悲痛、血泪与屈辱！
一生四次称帝，最快乐的是“集体皇帝”
而当上“大满洲帝国”的皇帝，则是溥仪一生的屈辱。
他痛恨那些让他背负屈辱的日本人。因此，在东京审判中，溥仪出庭，连续8天，控诉关东军的恶行。包括他的傀儡生活，包括他被日本人杀死的爱妻谭玉龄。
溥仪在证人席
因为恨，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让他回家供奉时，溥仪情绪激动：“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，家里人都哭了。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。”面对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指责溥仪这是在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时，溥仪大声回击：“我可没有强迫他们，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！”
是的，只有真正经历了屈辱，才知道自由、尊严，原来是那么可贵。
1960年11月26日，对溥仪来说，绝对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。
从因日本人的傀儡皇帝被判刑，到1959年被特赦，再到手持“爱新觉罗•溥仪”的选民证参与选举，溥仪感慨良多。
这一天，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。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的那一刻，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
后来，溥仪说：
“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。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。第二次是1917年，张勋在北京复辟，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。第三次是1932年，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满洲国皇位，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。第四次当皇帝，是在前年。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。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，是一个‘集体皇帝’。”
参阅文献资料：《我的前半生》、百家讲坛《末代皇帝溥仪》、新华网、环球网、每日新报等。
作者：六月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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